高端访谈｜多维贫困与扶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
《领导文萃》：对贫困的认识和研究有一个过程，是不是这样？
唐钧：不妨总结一下现代贫困研究的历史进程。从世界范围看，贫困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首先，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以朗特里为代表的“绝对贫困”时代，主要在微观层面对个人及家庭贫困状况的探究，其焦点是基于生存条件的生活必需品。这与当时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政策需要等各种外部条件是契合的。
其次，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以汤森为代表的“相对贫困”时代，在这一阶段，社会政策理论已经比较成熟，贫困研究也受到诸如反不平等、反社会排斥和反两极分化等社会思潮的影响，研究的方向转向了辨识各类社会群体和社区是否贫困以及贫困的实际状况这样一个中观层面上。可以想见，将贫困的、脆弱的社会群体和社区与社会中等或平均水平相比较的做法，是与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一致的。
再次，进入21世纪，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贫困研究在学术理论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常见的理论有：阿玛蒂亚%uB7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多重剥夺”理论，欧共体委员会提出的“社会排斥”理论，托马斯%uB7戴伊提出的“阶层地位”理论，奥斯卡%uB7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理论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贫困的理论使人眼花缭乱。这就引发了一个新的学术上的需要，就是能否将当今那么丰富多彩的学术理论和政策创意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结构分化又功能耦合的大系统。也许就是这样的研究冲动，导致了“多维贫困”的理念应运而生。
《领导文萃》：多维贫困是一个新概念，您可否再具体介绍一下？具体到中国，情况如何？
唐钧：贫困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以货币收入来测量贫困固然很重要，但当家庭面临多维贫困时，譬如家中有人营养不良，曾有孩子早夭，家里没有人接受过5年以上的教育，学龄儿童不能去学校上学，家中做饭用的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用电以及屋内设施都达不到可接受的最低标准，这个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应该比仅用收入指标测量的结果更加糟糕。
从多维贫困的定义看，其相对性也就更加显著——更加开放、更加发散和更加立体。为测量多维贫困指数，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指标体系，
包括一级指标3个：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二级指标有10个。
在“健康”之下有2个二级指标——儿童死亡率和营养；
在“教育”之下也有2个二级指标——受教育年限和儿童入学率；
在“生活标准”之下则有6个二级指标——做饭用的燃料、厕所、饮用水、用电、屋内设施和财产，对每一个指标都设置了权重。
加权计算后，如果一个家庭占2—6个指标，那么就是多维贫困家庭。用这个指标体系，对贫困家庭进行调查再作统计计算，最后就得出了多维贫困指数。
多维贫困指数的问世，标志着贫困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就是以阿玛蒂亚%uB7森为代表的“多维贫困”时代。用多维贫困指数作描述和分析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中观和微观的。多维贫困指数首先被应用到国际比较的宏观层面上，《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对联合国174个成员国进行了比较分析。
具体到中国，查阅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2010年，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是0.056，在174个国家中排在中游。2019年，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降到0.016，在198个国家中排得比较靠前了，但与欧洲国家平均0.004相比，还有一段距离。
《领导文萃》:多维贫困的提出是否有价值？对中国的扶贫有意义吗？
唐钧：多维贫困指数很重要，宏观层面的国际比较也很重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多维贫困的理念落实到中观（贫困群体、贫困社区）和微观（贫困的个人和家庭）才是根本。很有意思的是，当绝对贫困基于生存的观念几乎被批得“体无完肤”时，阿玛蒂亚%uB7森站出来为它“平反”。他专门写了一本书《贫困与饥荒》，用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调查数据和实证研究来证明：“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
《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则指出：饥饿是一头顽固的多头怪兽，尽管绿色革命带来了粮食丰产，但饥饿一直存在；食物匮乏会以多种方式对贫困家庭造成不良影响。从此以后，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在贫困研究中重新得到重视。
在贫困定义中，绝对和相对同在，但相对的意义更在于它开阔了贫困研究的视角，但贫困研究还是要脚踏实地。因此，根据中国国情，更加开放、更加发散、更加立体地去落实先进理念，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加耐心细致和实事求是地去做工作，并在方法和技术层面进行可行的和可操作的研究和探讨，这样才能建立起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说的“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进而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